編者按：潘科是攝影界有廣泛影響的“陜西群體”重要成員。1986年與侯登科合拍的組照《出征》曾引發(fā)中國新聞攝影觀念變革的大討論，1988年作為主要策劃者和組織者之一，參與新時期標志性文化事件——《艱巨歷程》攝影展，2008年創(chuàng)辦影像學術叢刊《照&相》并出任主編。在2012年第四屆中國濟南國際攝影雙年展上,潘科策劃的《底片——探尋熟悉的陌生人》在濟南展出，并出版了同名書籍。這次的攝影展和這本書籍主要是從研究著名攝影家侯登科、胡武功的底片入手，以采用底片比較、多底關聯(lián)分析等研究方法為主，輔以被研究對象的文論、日記等文本互證，試圖還原攝影作品的產生過程，剖析攝影家的思考與拍攝，追尋他們的性格與精神層面的特質。2012年10月，潘科出席第四屆中國（濟南）國際攝影雙年展暨齊魯國際攝影周活動，記者在現(xiàn)場采訪了他。 

    記者：您這次策劃的《底片—侯登科與胡武功影像學術展》，主標題是“底片”，那么底片作為影像的最基本載體，您是怎么更深層次定義它的？
　　潘科：我在思考一個問題：中國的攝影理論研究長期存在大而化之的習慣，從一些很籠統(tǒng)的意識形態(tài)概念中去判讀攝影家，我覺得這個會有問題。真正要進入到學術層面，它必須要具體化，要有翔實的東西去做支持。就好像考古一樣，你需要有充分的出土文物，查閱相當數(shù)量的文獻記錄，進而才能找到它們的邏輯和聯(lián)系。刑偵也是如此，證據(jù)有時候細微極了，但是非常有說服力。
　　記者：底片是一種證據(jù)？
　　潘科：對。你不能光憑自己的感覺說是怎么樣的。比如說我和胡武功非常熟，我這次展覽的副標題為什么叫“探尋熟悉的陌生人”？你覺得和他非常熟，很容易根據(jù)慣有的印象去解讀他，可靠不可靠呢？這只能做一種參照，還不是最重要的依據(jù)。最重要的依據(jù)是，你哪怕不認識這個人，但是你看見他大量的底片與手稿，判讀他是怎么去思考去實踐，所以我覺得找到研究方法的轉變是比較重要的，這種方法的轉變其實也是學術觀念的改變，才能夠回歸本體層面進行研究。
    記者：您說到了本體，那么什么是攝影的本體？
    潘科：我們說攝影的本體，其實是包含兩個主要方面：一個方面是追尋攝影家個人的主體性，這一定是本體之一；另一方面是探究他所使用的媒介特質，拿攝影來說它是有一定物質性的，這種東西可能承載什么，如何承載？這個就是本體。我們在說本體的時候千萬別把這兩方面厚此薄彼的只說一個。現(xiàn)在我很擔心一種現(xiàn)象：一說到本體，就認為是回到光影、回到影像的技法上去，這些其實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。本體一定還是人的主體性與所用材料的可能性構成的，從兩個方面的探討這才真正是本體。
    記者：這次展覽是怎么體現(xiàn)本屆雙年展的主題——“回顧與展望，回歸攝影本體”的？
    潘科：如果我們要回歸本體，我們就需要做具體的工作，做個案研究，首先是分析大量的底片和樣片，然后根據(jù)他的手稿、文字、訪談，再根據(jù)過去的印象綜合在一起，形成一個比較可靠的依據(jù)。所以我認為這是研究攝影個案的必由之路，不可能跳過這個步驟。在這個過程中你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：你過去的有些印象是非常重要的解讀關鍵點，有些印象卻不一定準確。通過仔細研讀他們的底片，你甚至會發(fā)現(xiàn)連他自己有可能都不察覺到的某些特質，因為他在實踐過程中，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想的很明白再去拍，攝影是實踐性很強的東西。直覺非常重要，作為一個研究者來說，你會發(fā)現(xiàn)重新研讀這些底片的時候，慢慢地發(fā)現(xiàn)他們最大的特質是什么。我做這個事情最重要的目的還是想回歸到學術化的研究，你真正的回歸到學術化的研究也就回歸到了攝影本體上去了。
    記者：侯登科與胡武功的語言分別有什么不同？
    潘科：胡武功是用情節(jié)性去記錄社會現(xiàn)象的，他注重的是情節(jié)性所帶來他感興趣的那一瞬間的隱喻，照片出來之后，這個情節(jié)又反映出社會本身某些更豐富的東西。侯登科一開始也是這樣，但是他后來改變了。他摒棄情節(jié)性，追求自然狀態(tài)的形象。他們都堅信生活中給予東西比自己設想的還要豐富，這就可以發(fā)揮紀實攝影的特點。這和繪畫不一樣，如果畫家想象力不豐富，作品就不可能豐富。對攝影來說客觀事物的豐富性、深刻性可能超過攝影者自身的構想，所以他們都說“重要的就是記錄”。你看起來他們好像是壓抑住了自己的主觀表達，實際上，成熟的攝影家不可能避免地凸顯出自己主觀選擇的傾向，也不可能屏蔽掉社會給予它的這種豐富性，這樣結合在一起，片子就耐看了，他們的性格不一樣，他們成熟期的觀察方式和工作方法也不一樣，這是好事情。外界過去一直以為“陜西群體”好像月餅是一個模子出來的，實際上經過細致的底片研究，會發(fā)現(xiàn)非常大的差異，而這些差異恰恰是他們的可貴之處。因為他們在那個年代，缺少外界資訊，完全憑著自己的感悟和探索，用生命的長度不斷地“試錯”，通過這樣的方法摸索出各自的道路，作品彌足珍貴就在這里。
    記者：從宏觀上，侯登科與胡武功的相同之處？
    潘科：他們生活在共同的一片土地上，社會交際范圍、本人社會地位和人生經歷，還有他們內心的那種追求，相似的地方非常多。因為相似的地方非常多，所以就成了長達二十多年的朋友，就有了“陜西群體”。“陜西群體”不是泛指陜西的攝影人，重要的是內心的價值觀趨于一致，“陜西群體”的思想核心是強烈的批判意識。
    記者：您策劃的這個學術展對當下紀實攝影的研究有什么重要的意義？
    潘科：一個參考而已。我的研究是給出一個分析，而不是定論。你的分析有可能啟發(fā)別人的思考，而不是指導別人思考，我不贊成說對當下紀實攝影有什么重要的意義，這些年我一直在回避這樣的目的。別像高中物理一樣，只有通過公式的推理得到很多理論來告訴這題該怎么做，不是這樣的。尤其是從事精神創(chuàng)作，更不是這樣的。重要的是攝影人的實踐。包括我們自己，歸納出理論的東西也是經過實踐之后的認知，而不是說按著這個理論去指導實踐，這不是一個前后關系、更不是高低關系，這點一定要和年輕朋友說清楚。理論家、評論家他們是另外的體系，他們研究人類精神活動的規(guī)律，拓展精神豐富的可能性。用我自己的話說：我不是在尋找真理，而是在尋找更多的可能性。如果我是在尋找真理，那我一旦找到了就必定指導你，你不能反駁它，你怎么可能反駁真理呢？那么我就成為至高無上的權威，這是民主思維嗎？這是君王的權威！我想成為胡、侯兩位攝影家的研究權威，不允許別人說不一樣的，這太可怕了。如果我苦苦追求的就是想指導年輕人搞實踐，這同樣也是很可怕的念頭。我只是想進行認真嚴肅的研究，為別人提供一些參照：哦，潘科還那么說過，或許對我有點啟示。
    記者：您認為當下的攝影理論和攝影研究如何才能轉化成紀實攝影界的"生產力"，真正來源于實踐，服務于實踐？
    潘科：我們老一代已經成為“過去式”了，你們年輕人是“正在進行式”。“正在進行式”看待這些“過去式”不過是想從我們的人生過程中得到某種借鑒與啟發(fā)，而不是什么指導。因此也就不存在轉化成紀實攝影界的“生產力”的問題。精神的產生和物質的生產是有很大差別的，他們特質是不一樣的。因為特質不一樣，所以我們才要研究本體，本體就是這種特質不一樣的什么地方，然后追問它能豐富到什么程度，而不是想統(tǒng)一到哪個方向。我是在研究精神嬗變的規(guī)律與條件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，這樣它應該就接近科學了，就可以說這是人文科學或者社會科學，而不是一種“忽悠”。你不用口頭強調要回到本體，這樣做必然踏踏實實地回到了本體。
    所謂學術展，也很難想象通過展覽就把某種學術觀念充分展現(xiàn)出來，最重要是那本書（指《底片——尋找熟悉的陌生人》），因為書上能說得更加深入和準確一點。我希望書和展覽相輔相成。

采編：張松